[2022-06-30]
“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由来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后来，7月1日又是如何被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说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年代，风雨飘摇，历经艰辛。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我党一直没有进行有计划、有规模、有程序且公开的纪念建党活动。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环境相对稳定，开始了纪念建党活动。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作了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报告概述了我党自成立以来经历的曲折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
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一次破坏，包括一大档案在内的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致使关于党的一大的很多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历史之谜。1936年，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发表了文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过程，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文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他只是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七月下半月”开的，并没有提到具体日期。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力，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力量，投入到抗战中去，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具体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6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商定7月1日至7日，开展抗战一周年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周活动。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6月25日，《新中华报》发表《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文章，第一次将党的成立纪念日精炼地概括为“七一”。
据《新中华报》报道，1938年7月1日上午10时，在延安市工会举行工人大会，成立了延安市各业工会总俱乐部。下午2时，工人宣传队整装出发，在钟楼到北城门一带宣传。当天，最轰动全城的是晚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提灯大会。太阳还高悬在西山顶上，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就开始向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会合，延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拥到这里来了。主席台前面高高挂着“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的横幅。晚上7时，大会宣布开幕。首先是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然后由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致词。会场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西边的晚霞消失在夜色中，灯火照耀了大地，从延安城墙上望去，仿佛一片星海。提灯大会正式开始，提灯队由南门入城，有飞机灯、炸弹灯、五星灯、宝塔灯等各种造型的灯。最引人注目的是抗大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五星·斧头·镰刀”灯，灯上一面写着“71—77”，另一面写着“1921—1938”。城内街道两侧观众云集，歌声、口号声响彻夜空。此后一周，延安每天都有庆祝活动举行。
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明确提出：“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7月1日为庆祝建党的日子。
1941年7月1日，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放假一天，召开纪念会、报告会，热烈庆祝建党20周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了一篇社论和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写的三篇纪念文章。
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就是它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成了一个最雄辩的见证，这个见证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与一切丧失自信、希图依靠他人和依靠机会者流的论断相反，是能够独立奋斗的，是绝对不可战胜的，是具有无限前途的。”
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是与北伐战争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不可分割的。”“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英明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切历史时期中，永远为当时最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当时中华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定出和坚持当时最革命的战略方针。”
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布尔塞（什）维克的旗帜，跨过了光辉英勇的斗争道路，在短短的一段历史途程上刻画了永古不朽的痕迹”“还是第一次，在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军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值得自豪的地方。”
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从他个人40多年的经历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说：“中国有了人类最进步的革命理论——马列主义；中国有了最强有力的、群众的、最进步的革命政党——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