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13]
早期中共党员如何过组织生活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俄建党模式成立的，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其中，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便要求党员要严格过党组织生活。
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曾有一段回忆：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仍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那时，上海党支部成员很少，所以“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2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关于支部成员学习的内容，据茅盾回忆：“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关于支部成员学习时间，茅盾说：“我去出席渔阳里2号的支部会议，从晚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可见，党支部会议一般要开三个小时左右。
那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租住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离法租界较远，开完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后，出于安全考虑，支部会议随时转换地点，有时也在茅盾家举行。关于讨论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就是在茅盾家里举行的。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章程中明确提出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初步确定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组织等重要思想。
党章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周期做出具体规定，从而开创了定期的会议制度。除了对党组织会议以及活动的规定以外，党员在党组织中要认真开展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因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情况特殊，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两大重要纪律。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决议案》提出中共党员要接受“军队似的训练”，规定党员要始终坚持为党服务，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身感情、利益以及意见等。
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把支部作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至今，支部、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内部的组织生活仍然较为严格。192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校刊》上登载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一文，当时，常常以“校”代称“党”，故《校刊》即《党刊》之意。
该文中较早提出了“党的生活”这个概念：“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应该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是集中在党的支部，所以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支部，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每个党员应当编入某一支部，参加党组织生活。
对于过党组织生活的方法，邓颖超同志在上海时期，创造性地编辑了《支部生活》的刊物，开创了富有生气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形态。
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武汉来到上海，“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其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来增至七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为了增强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搞活支部建设，邓颖超与“直支”其他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做《支部生活》的编辑，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要聚焦热点问题。“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支部生活》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送来革命动态的“及时雨”。周恩来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邓颖超鼓励支部党员努力写文章，尽量提问题，从而充实支部生活。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她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来和邓颖超，化名“伍豪”与“伍美”，在上海度过一段艰险的革命岁月。
秘密党中央极为强调严格征收党费问题，指出“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支部生活》第39期上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文章，紧贴形势，反映基层动态，使得《支部生活》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有一次，交通员在送发《支部生活》时，遇到敌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应变，得以脱身。为了保证隐蔽性，从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采用了谐音，以《志夫新话》作为伪装封面。邓颖超主办的这份刊物，是共产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开创了支部工作的新台阶。